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，现象纷繁，这给广大的文学史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极好舞台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每个人本来都可以以自己特有的声音和姿势展示自己，但是，自从本世纪初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往往是似曾相识的声音和身影，那种个性强烈、不拘格套（哪怕沙哑粗劣、不太雅观）的声音和姿势却难觅踪影。新时期以来，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声音越来越多，但底气不足的问题又显露出来了。那些声音为了求异，往往在功夫修炼不到家时，就破嗓而出，结果真成了“破嗓”。
与以上两种情况均不同，聂石樵先生以平实中见功夫，朴素中显光辉的特色，构成了第三种声音。
与聂石樵先生以前的著作一样，聂先生的新作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·魏晋南北朝卷》（以下简称《魏晋南北朝卷》）也没有在写法和观点上刻意追求与众不同，所以，初读时并没有语惊四座的感觉，然而，细读之后，却又不难发现其内在的功夫与光辉。
光辉之一在于它的历史意识。作为文学史著作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具体的作品的解读。这种解读一方面要与文学史的演变发展联系在一起，揭示其文学史的意义，另一方面也要揭橥作品本身的具体内涵。否则，不是游离于主题之外，就是陷入了孤立的作品分析。《魏晋南北朝卷》在这方面甚称典范。它在选取解读的作品时，就非常注意其代表性，更重要的是在解读过程中，采取了以史证诗的办法，将具体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，引用大量的史料，来挖掘揭示作品真实的内涵。这样的工作，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特别之处，然而却是最见作者功夫的。因为这要以大量的阅读为基础，不是仅凭一时聪明就能做到的。而正是这样的解读，往往才能揭示出作品的真正意蕴。例如，第216页对曹植《名都篇》的解读，认为此诗“疑为刺丕之‘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’”。这个观点颇有创意。为了证明这一观点，书中引用了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等所载的曹丕的《答繁钦书》和《与吴质书》、《典论·论文》等文献中曹丕自述喜好声色狗马之言，与诗对照，得出诗中所述“非魏太子莫属”的结论。观点新颖而又令人信服。这种以大量史料为依据提出新观点，不作凿空之论的做法，是《魏晋南北朝卷》最突出的特色之一。
光辉之二是突出的文体意识。这种意识的集中表现是把乐府诗和一般诗歌看作是两类不同的文体，将它们区别开来，分别加以论述。在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中，十有八九是把乐府诗与一般诗歌混为一谈的，这样做，实际上等于抹杀了乐府诗的独特性。而事实上，乐府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，确实形成了不同于一般诗歌的特点，并且有着独特的演变规律与轨迹。这一点已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所证实。《魏晋南北卷》用了150页的篇幅来论述乐府诗的发展，与一般诗歌的论述所占的170页几乎相等。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，意味着对不同文体个性的尊重，也表现了对各种文体源流的不同认识，避免了萝卜韭菜一锅煮的毛病，真正体现了“在不同文体范畴之内，分别论述作家和作品，以求清晰地表现出不同文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之发展线索和脉络”。
光辉之三是强烈的文学史意识。这表现在，一方面，聂先生在对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地位、贡献等进行评价分析时，总是把它们放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，注重其科学性与合理性；另一方面，又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，始终注意各种文体、文学现象盛衰消长的历史过程，勾勒出它们的演变轨迹。没有文学史意识，即使在某些环节上做得再出色，也不能算真正的文学史著作。在这方面，《魏晋南北卷》是非常突出的。
当然，作为一部全面论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学史著作，《魏晋南北卷》也还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，例如，诗歌占的比重太大，散文、赋所占的比重太小，而小说则完全没有论述。这种情况当然与现阶段学术界和聂先生本人的研究成果、学术兴趣有关，但作为一部文学史，就不能不注意论述的全面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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